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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王》:人与自然关系的罪与罚
 
 
更新时间: 2017-02-17 15:22:24     来源: 中国绿色时报(2017-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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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俄罗斯文学的重要代表维克多·彼得洛维奇·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认为:“人对周围大自然的态度,就已经是人本身,他的品格,他的哲学,他的心灵,他对周围人的态度。”而“了解善、肯定善,使人不至于沉沦到互相残杀和消灭世上的一切生物,这就是一个文学家的真正和最高的使命”。这位乡土气息浓厚的传统作家曾因《鱼王》(1978)和《记忆的拐杖》(1988)两次获得苏联国家奖,1989年获得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1989-1991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95年因长篇小说《被诅咒和被杀死的》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1997年获德国阿尔弗雷德·特普费尔基金会普希金奖。在长期的创作生涯中,他通过军事战争和生态战争两大主题探讨瞬间与永恒、爱与死、善与恶等哲理问题。《最后的问候》《鱼王》《树上的标记》《熊血》《悲哀的侦探》等作品都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表现生态危机的主题。作家抒发对大自然的挚爱,讴歌劳动和人性中的美善,谴责肆意掠夺和践踏大自然的贪婪行为,为被践踏的、沉默的大自然代言,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在《鱼王》这部由13个中短篇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中,阿斯塔菲耶夫书写自己于1972-1975年间几次回到故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奥夫相卡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他虽然曾在其他城市工作、生活过,但最终还是回到故乡的小木屋里静静写作(此处现已改为作家的故居博物馆)。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叶尼塞河、冰原冻土成为他创作的底色。他在西伯利亚的大河森林中渔猎,或在静谧的森林里“聆听天使翅膀的声响”,或在夏夜的星光下体味大自然的无穷伟力,“感到自己是大千一叶,和生命之树却有一茎相连”。他称叶尼塞为“生命之河”。“生命之河”与“生命之树”这两个巨大形象的根基都可以延伸到神话意识:“它们是一切存在机制、一切开端与结局,一切地上、天上和地下的,亦即整个‘宇宙志’的直观体现。”

作家维克多·彼得洛维奇·阿斯塔菲耶夫

    阿斯塔菲耶夫植根于东正教文化传统,他不自觉地运用“圣灵”“天使”“永恒的幸福”“永恒的善”“罪恶”这些基督教的符号体系来表达自己的领悟。“地上的原始森林和天上的星星都是在亿万斯年前还没有我们人类的时候就有的了。”在寂寥虚空、生生不息的大自然面前,人作为有限的生命个体,在大森林里等待一滴露珠从树叶上坠落的时刻参悟天地造化:

    寂静好像已经到了顶点,但是我凭借的既不是听觉,也不是肉体,而是凭借了对自然的内心感应,感到了极顶的寂静,感到了新生婴儿在诞生之日囟门上的搏动——正如古人说的,这是独一无二的圣灵在世上翱翔的刹那来临了。

    森林的深处好像听得到一种神秘的气息,轻微的足音。甚至觉得天空中浮云也像是别有深意,同时神秘莫测地在行动,也许,这是天外之天或者“天使翅膀”的声响?!在这天堂般的宁静里,你会相信有天使,有永恒的幸福,罪恶将烟消云散,永恒的善能复活再生。

    阿斯塔菲耶夫提醒人们,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整体,我们大家都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她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与创造人种的规律同在。无视这一点,被贪欲迷住心窍、疯狂掠夺自然必然会导致人性的堕落,注定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鱼王》明晰地传达出这一因果报应的思想。“鱼王”是叶尼塞河中一条硕大无比、带有女性意味的鳇鱼,贪婪的偷鱼者伊格纳齐依奇施放排钩将这个自由的精灵钩住,不顾爷爷的遗训,没有放掉这庞然大物,结果自己也被掀入水中,腿上扎进了自己施放的排钩动弹不得。于是,“河流之王和整个自然界之王一起陷入绝境。守候着他俩的是同一个使人痛苦的死神”。伊格纳齐依奇终于有所悔悟,从道德层面反思自己和自然、女性的关系。“女人是上帝所造的生物,为维护她而设的审判和惩罚也是独特的。通向她,通向上帝,只有祈祷一途。”

《鱼王》插图

    阿斯塔菲耶夫痛彻反思人类的罪孽:“我们只以为,是我们在改造一切,也包括改造自然在内。不是的,我们对它只是破坏、损害、践踏、摧残,使它毁于烈火。”人对待这个星球上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动物朋友极尽斩尽杀绝之能事。在《鱼王·黑羽翻飞》中,城里人携带弹药,西伯利亚塞姆河畔的密林深处,用油锯放倒雪松,猎取黑貂,把飞禽走兽打得死的死,残的残。“秋天是森林鸟类的浩劫,雷鸟首当其冲。这是一场人祸,是最有理性的生物所造成的一场祸害。作家为雷鸟唱起悲哀的挽歌:

    已经是仲夏了,可楚什镇的池塘四周仍然堆着去年留下的黑色羽毛,像是送葬的花圈。

    ……

    整整一冬加一春,乌鸦、喜鹊、狗和猫都大嚼雷鸟;一旦起风,干枯的池塘四岸的黑羽就纷纷扬扬起来,在楚什镇上空翻飞,遮蔽了晴空,火药的余烬和死灰好像蒙住了太阳茫然若失的脸庞。

    在作家心目中,大自然也是女性,是母亲,是人类的养育者,但是用现代文明武装起来的人们却忘恩负义,毁灭了自己的生存根基。失根的恶果就是令人类成了这一星球上的孤家寡人。20多年以后,在1997年7月2日的《文学报》上,阿斯塔菲耶夫发表了题为《在世纪之末,人变得越来越孤独》的文章,从存在主义层面阐释这部作品,他说“在我的《鱼王》中突然探索到生态主题。那是什么样的生态主题啊!这本书写的是人的孤独,大多数文学——我们的和美国的——全都在写人的孤独”。

    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罪与罚,他自觉地寻求上帝的救赎。当代著名神学家M.M.杜纳耶夫在《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第六卷》对作家的救赎观做如是分析:“阿斯塔菲耶夫这样设计新千年摆脱困境的出路……其一,封闭在悲观绝望之中。其二,‘回归自然’,但却是乌托邦的。人类几个世纪的历史早已推翻了这种奢望,甚至卢梭也无可奈何。人按其堕落的本性不可能是自身的拯救者。还有第三条路:明白开始同自然作斗争就如同跟上帝对人的恩赐斗争一样,我们要回报造物主和赐予者。我们为此得到报偿不是因为大自然具有某种自足的意义或是泛神论的开端,而是因为她是上帝的创造。人对她所做的是犯罪。应当明白这一点,不去犯罪。”

阿斯塔菲耶夫故居博物馆

    “赎罪的时刻来临了,忏悔的钟声已经敲响!”小说的深层寓意正是在这里。由此解读伊格纳齐依奇对女人、对自然的忏悔情节,就会发现其中的象征寓意,领会作家在叶赛宁所说的“人与自然的交叉点上”确立的道德哲学:由自然见人,由人见自然。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就是人自身的道德标尺,人的道德堕落和他对自然的践踏成正比关系。在人破坏大自然的行为里,作家首先看到的是人性的得失、道德的堕落。他指出人类获救的途径就在于向上帝忏悔,向永恒的自然律忏悔,实现人性与道德的改进。如此方能避免恶性循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外国评委,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生态思想与生态文学研究”等)

 
(作者: 梁坤 文/图)        (编辑: 刘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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